人性的弱点固然可耻，制度的可恶才是根源！

我想作者如果处在当时，也可能会很积极的批判胡风的。所以，不要离开当时的大环境来评论前人的行为。不要抛开现实来谈“良知”。

二元化社会，你不批判他，就是他同伙。你有家庭和孩子，你该怎么办？

事后诸葛亮，毫无意义。你们在那时又做了什么？不要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。你们好像什么都对。

言论自由放在当今更重要！连说话权都不给你，以史为鉴，现在你敢说你想说的。不要当事后诸葛亮。

确实，我的批判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因为说不定我自己在那个年代，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我想我不会主动整人，但如果不党同伐异就没法生存，那我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同情弱者，憎恶强权，但我的懦弱也显而易见。在高压之下，我完全可能与我憎恶的人沆瀣一气，完全可能助纣为虐；若有整人的大棒在手，我也可能打压异端。所以，仔细想想，我生在那个年代，并不会比那些文人更有骨气。

历史情境不是语言所能道尽的，今天我们可以用“疯狂、荒唐和集体的无耻”几个字就概括了那段历史，但对于当时的人们，这却是他们每天醒来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在吃喝都要仰赖特定的供给时，当硬骨头几乎就是死路一条。这种情况下谈思想自由、独立人格，实在是过于奢侈的梦。

所以我想，一味责备他们，和一味将问题归咎于个别领导者一样，都是一种无知和想当然。

历史的当口下，人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。苏联的高尔基，在斯大林的高压下又是如何表现的呢？后人没有资格去评判，把我们放到那里去，不一定比他们做的好。宽恕是最大的美德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

1955年的胡风事件是1957年全国反右派运动的预演，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对自己当年的无耻行为做了忏悔，更多的人是沉默。这就是人性的丑陋和荒谬。

巴金的真诚忏悔，说明他还没有丢失一位作家应有的良知。但更多的当事者，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。

如果人人都觉得责任在他不在我，都觉得自己是被逼无奈而为之，则人人都可以推卸责任。这既是自愿为奴，更助长了无耻之徒的气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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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狂年代的疯狂背后，有太多需要我们深思的东西。

我不是震惊于这些人如此恶毒的言论，而是震惊于这些原本有良知有尊严有骨气的人沦落到如此的卑微，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们，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比他们更卑劣。

既然众多文人皆如此，你就不能归咎于他们了。至少也该明白，我们普通人不会做得更好，没能被逼，只是因为我们不够资格。秀才遇到流氓，闭口岂能善了？

当时是整个社会的气氛不对，而且文人和政治也是紧密相联的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，反对走资派啥的，用的也是文化之类的旗号。总的来说，当时整个社会的人警惕性太高了、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太紧了，也没什么中间地带，敌、我之类的弦崩得太紧了……

那时候不要说是同僚，就是父子、夫妻之间相互举报的多呢，你保持沉默，别人就认为你同情他，你也是同党

那个时代，沉默也是一种罪。有本书写到，当时有人让一个父亲去批斗儿子，父亲不去的话全家遭殃，他就当着领导的面喝了刚烧开的开水，烫哑自己的喉咙。

假如先批判四条汉子（周扬、夏衍、阳翰笙和田汉）胡风会怎么做呢？（作者按：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来看，胡风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他们的恩怨，由来已久。若是“四条汉子”被批，恐怕又轮到胡风来落井下石了。恩怨一旦升级为政治斗争，就不仅仅文人相轻的问题了。人的无耻，也会被政治斗争无限放大）

人都有弱点，著名作家们也一样。但是最大的罪人是剥夺他们不说话的自由的人。刘少奇只是坚持自己的经济建设思想就被残酷迫害致死，开除他出党时投赞成票99.9%，文革结束后恢复他党籍时，投赞成票是100%。

人人上阵，个个揭发，这样，谁的手上都沾了血，谁也不能显得自己清白，于是谁都只能听话。这就是斗争的残酷性，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也是这样。所幸，这种日子过去了！改革开放解放了大家。

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面镜子：自反右整风政治动动开始，党和国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老总，就被无情的批判罢免了一切职务，至（直）到文革时期被批斗挨整迫害折磨致死！当时党和国家那些个大佬们（除了刘少奇仅有的几个人外）有几个人敢公开站出来为彭总说几句掏心掏肺的话呢？！还不是都害怕自己也被上纲上线的挨批整治和连累家人亲戚朋友吗？！所以，在那样一种高压的政治生态环境下，谁不是缩头乌龟呢？！何况那些个弱不禁风没权没势的文人了！应知当明：好的制度体制法律法规体系，才可以保障和保证让好人更好！反之，则可以让好人也可以变成坏人，让坏人更加邪恶透顶！……

可怕的是今天依然有那么一小撮文革遗毒，依然在祸害者文人，看看在网络上叫嚣莫言是亲日分子，莫言的书是抹黑中国等，一定要坚持阶级斗争，要把莫言判刑。这些疯狂的小丑虽不是主流，但不可忽视，因为它们毒性太大，人性泯灭，任由他们生长，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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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这位网友所说，人性的弱点固然可耻，但制度的可恶才是根源。

可恶的制度就是一口大酱缸，置身其间谁不是一身酸醋味？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这种制度下，想要归隐山林，或就想当个底层打工人，也变得极为奢侈和困难。

一种务实的制度，未必要建立什么人间天堂，或把人性改造得多么纯洁高尚，但至少要守住人之为人的底线。好的制度，坏人也变好；坏的制度，好人也变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